这里山峰林立，沟壑纵横，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82座。其北、东北、东南是相连的猴儿山和凤凰山；西北、西、西南、正南是连绵的梁山、章家梁山；西堡墙外是滚滚流淌的西河（当地人的俗称），乱泉河由东北流向东南。明廷的战略防御政策和这里独特的地理条件，遂成就了军事意义上的葛峪堡。葛峪堡始建于明宣德年间（1426年—1436年），这个时期，正是明政府对北元残余势力由主动的军事进攻转为依赖各边的城堡、设施等进行被动防御的阶段。
　　据《宣府镇志》和《宣化府志》载：葛峪堡，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土筑，高二丈六尺，周长三里三百步；城楼三座，城铺四座，堡开南、西二门，南门称永安、西门称永宁，均建有瓮城。明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增修，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包砖，此时葛峪堡扩至城周四里二百九十二步，高三丈五尺。葛峪堡还建有五座属堡：趄柳树、水地、张全（今张全庄）、范家庄、王家庄（鲍家庄）。
　　明朝中期以后，葛峪堡属宣府镇中路，并成为中路的“路城”。之所以称为“路城”，是因为这里驻有中路的最高军事长官——中路参将。《宣府镇志》载：“文皇帝永乐七年（1409年）置镇兵将领。宣府逼近胡虏，特承印专制者，曰：镇守总兵；……独守该镇一路者，曰：分守参将……”
　　明时的宣府中路，“东接龙门关、西拒张家口、南连镇城、北距沙漠，广一百三十里，轮三十五里”。从明宣德朝开始，中路形成了以葛峪堡为中心，赵川堡、大白阳堡、小白阳堡、羊房堡、青边口堡、常峪口堡及其属堡在内的扇形防御体系。它西连西路的张家口堡，南接镇城（宣府城），北靠北路的独石口，东、东南分别与龙门、雕鹗、保安等堡城相接，军事行动上十分便于相互策应。到了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后，明廷将原来的五路分成八路来镇守宣府边，其时葛峪堡驻参将一员，守备一员，“分戍城堡十一：葛峪堡、大白阳堡、小白阳堡、青边口堡、羊房堡、常峪口堡、赵川堡、隆门关、龙门卫城、金家堡等，本路官军五千一百九十四员名”。

葛峪堡西城墙
从明宣德年间开始到万历年的近200年的时间里，明廷对葛峪堡的军事防御十分重视，并配备了重兵和强大的火力。据《宣府镇志》载：“（堡内）存籍官军八百一十六员，实操官军八百八员……（配有）制胜将军（一种威力较大的火炮）五个、平虏将军（一种威力较大的火炮）十八个……”装备明显强于其他各堡。
　　为加强葛峪堡的防御，明廷还对其外围“塞垣”（长城）进行了多次修筑，利用高墙、深池、关隘要塞，据以自守。其时葛峪堡所辖长城“东起赤城，西至张家口，边垣一百七十九里，边墩二百二十九座，卫口一十三处”。（引自《宣化府志》）
　　清朝建立后，北边安定。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改中路为“龙门路”，辖“龙门城”和“葛峪、赵川、雕鹗”三堡。此时，“路城”已移至龙门城，葛峪堡内设守备一员，官军数额均有裁减，但其战略位置仍就十分重要，《宣化府志》中这样说：“本堡（葛峪堡）为龙门一路之中，内外止隔一墙，入犯甚易。常峪当河口之卫，青边实内外戒严之地且逼近镇城，与羊房堡同称要害，筹边者其毋忘戒严乎。本堡庙儿台、常峪堡口、得胜梁、青边堡西、谎墩梁俱可设伏兵。”

堡墙一角
清时，葛峪堡所辖的长城“东至大白阳堡三十里，西至常峪口堡七里，南至宣化府治四十里，北至边墙十五里。所管边口台汛十处，东自赵川堡边界总了台起，西至张家口边界破路台止，计长五十七里九十四步……沿边墩台三十六座……”可见此时葛峪堡管辖也已缩小。
　　葛峪堡是明廷防御北元势力进攻的前沿，这里抗击入侵的战斗也异常惨烈。据史料记载，从明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置第一任参将李延起到崇祯朝最后一任姜暄止，共有55人在葛峪堡任职参将，他们中很多都在抵御北元势力的入侵战争中为国捐躯。
　　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北元入侵葛峪堡，宣镇总兵同知充参将王经率兵增援。面对数倍于己的元兵，王经身先士卒，带领全体将士奋勇出战，不幸中流箭而死。同年，北元数万兵力再袭葛峪堡，参将王镇率千余驻堡明军奋起反击，与敌大战十余次，斩敌无数，最后全部战死。高怵山（葛峪堡人）任参将时，曾多次与敌交战，并取胜。最后一次，因寡不敌众，被杀斩首。这里还有一段奇闻：传说当敌人将高怵山斩首时，其头掉在地上，正值地上有一羊头。高怵山迅速抓起羊头按在自己脖子上，转身上马，舞动银枪，杀入敌阵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连杀数敌后，高才从马上坠地而死。事后，子孙在祭奠他时，仍将羊首置其项上。《宣化府志》中赞其曰：“羊首以见忠勇之气，虽死犹生也。”像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，这些忠勇的将士，在塞外大地抵御外侮的历史上书写了壮怀激烈的一页。